全国碳交易市场自2021年7月16日启动以来，至今已运行接近一年。
相比于欧盟碳市场等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作为全球覆盖碳排放量最大的市场，我国碳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全国碳市场及试点碳市场的现状如何？未来如何实现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开展绿色低碳工作？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
（图：“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
张建宇表示，市场机制具有优越的灵活性和动力，在推动全球减排工作中可以激励各国多减、快减。碳市场构成了整个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最关键的基础架构。我国碳市场尚处于初期阶段，当下的重点在于要继续完善我国的碳市场，尤其是先对宏观的低碳治理环境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为未来碳市场的长足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碳市场是低碳工作中最关键的框架型结构，碳市场在推动全球气候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张建宇在他即将发表的《中国碳市场手记》一书提到，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沟通越来越紧密，碳市场是能帮助中国与世界进行气候合作的工具。
碳市场是“双碳”工作的关键框架
《21世纪》：为什么说碳市场是低碳工作中最关键的框架型结构？
张建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碳市场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其本身具有的独特灵活性和强大生命力。从2011年哥本哈根会议到今天，气候政策历经了十年波澜壮阔的发展，而碳市场与国际气候治理、中美关系、气候投融资与信息披露等各方面的进程始终密不可分。也因此，碳市场是未来低碳转型过程中最关键的基础架构。
ESG最核心的是信息披露。而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一旦碳市场率先建立起完备、高质量的碳排放数据获取和核证机制，以及依托碳市场数据报送系统构建统一且连续的信息披露方式，就可以为未来中国企业的气候信息披露奠定重要的基础。
实现低碳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公共资金可以发挥一部分动员作用，但所占比重很小，更大量的资金还需要民间资本的支持，而这需要成熟的回报机制来推动。显性的碳价是投资决策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而碳交易市场就是发现有效碳价的工具之一。
《21世纪》：目前全国碳市场仅有电力行业纳入，其他行业纳入碳市场的时机是否已成熟？
张建宇：对比欧盟碳市场从成立之初碳配额过多导致碳价几近于零，到今天改革之后碳价涨至80欧元的整个发展历程，我国碳市场尚处于初期阶段，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当下的重点在于要继续完善我国碳市场，协调理顺市场机制设计，为未来的腾飞做好充足的准备。
另一方面，不能把碳市场作为完美包揽一切的手段。我国的国情特点在于多个部门发力，多种手段并举。对于目前还没有纳入碳市场的行业来说，并不代表它们没有进行碳减排行动，我们关注到部分行业、企业也采取了相关的减排、碳达标承诺以及进行内部制度改革等举措。“十四五”期间，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如果顺利推进，对于未来碳市场发展将是重大的利好。
碳市场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完善，诸如提高流动性、保证行业公平、允许第三方入场等一系列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关键在于要先对碳市场所处的低碳治理的宏观环境进行系统性改革。
我认为，其他行业应该尽快地纳入碳市场，间隔的时间越久，对于行业纳入的时机和整个碳市场的公平性会造成更大的挑战。
《21世纪》：如何理解地方碳市场试点的作用？
张建宇：可以说地方试点已经完成了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试点经验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使命，未来试点的重点在于找到自己的差异性，帮助全国碳市场测试尚未实施的机制设计。比如，广东试点期货市场，海南、福建可能要试点碳市场国际化，这些都是好的动作。
回顾地方的试点工作，碳市场对地方的能力、行动和意识的推动作用非常巨大。我们在书中针对深圳和湖北的试点案例进行了具体分析。
必须要说的是，上海交易系统和湖北登记结算系统的“双城”模式建设，是全国碳市场“一盘棋”形成的综合必要条件。通过双系统建设，完成中国碳市场从地方走向全国，从试点走向非试点的过程，对于近期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远期中国碳市场国际化，都具有重要的准备意义。
《21世纪》：近期各种团体标准也纷纷出台，对于碳市场建设有何作用？
张建宇：纵观全球碳市场建设经验，拥有处罚权的主管部门对于碳市场的建设十分重要，这也是我在《中国碳市场手记》一书里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发现，此前国内碳市场的主管部门从计划部门转向有执法权的生态环境部，对于我国碳市场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无规矩不成方圆，市场本身的规则需要通过执法来维护。就团体标准而言，从其性质来说属于有益的尝试，具有建议性但没有强制性。团体标准也为未来国家层面的标准制定，提供了探索经验和相关准备。
碳市场机制推动全球气候进程
《21世纪》：如何看待碳市场国际化？
张建宇：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碳市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法理上讲，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及美国新近提出的《清洁竞争法案》，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强制性举措。欧盟希望通过CBAM将碳定价机制推广到全球，和《巴黎协定》能够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藩篱，将所有国家置于一个共同平台之上的作用也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全球碳市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碳市场本身也并非孤立的存在。将投资减排行为所产生的减排指标作为标的物，结合碳价来计算回报是最公允的方式。比如，是否有效鼓励了更多的私营资本进入到低碳领域，是否鼓励了长期投资、保险、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发展。
第三，碳市场具有一定的推广作用。自2005年我国正式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起，CDM项目对国内碳市场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包括我国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对碳市场相关人才的培养等。
类似的机制，未来也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带动该国碳市场发展。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非常愿意通过这类机制与中国开展合作。这样就进一步实现了中国与海外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
第四，对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已建成的境外煤电项目，如果能够通过碳市场对其进行碳排放管理，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发展，也是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之一。
总而言之，碳市场能够从不同层次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结，通过碳市场的推广作用，可以很好地建立起全球气候沟通合作。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沟通越来越紧密，碳市场是能帮助中国与世界进行气候合作的工具，比如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碳市场机制等，对推动全球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碳市场对全球气候治理有什么意义？
张建宇：全球气候进程中有两个关键节点。
一是《京都议定书》的达成，设定温室气体减排履约机制，构建了基于市场、将碳排放权作为可跨国间交易的特殊商品的伟大尝试。这之后经历了哥本哈根大会，虽然会议有巨大分歧但却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二是《巴黎协定》确定了国家自主贡献（NDC），同时协定第六条也纳入了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希望通过市场作用，鼓励各国多减、快减。从这个角度来说，碳市场机制也推动了全球气候进程。
《21世纪》：如何理解欧盟近日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张建宇：由于《巴黎协定》的非强制性，各国的实际减排量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因此需要某种机制来鼓励或者促使各国实现更多更快的减排。CBAM则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向全球扩展的强制性作用，从而确保减排效果。
但是CBAM目前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CBAM的出台要求欧盟内部必须要废除自身免费配额的发放，以避免对欧盟内部和对外部国家的碳排放标准不一致；其次，CBAM本质上是贸易性质而非环保性质的机制，对标欧盟碳价的收费政策在WTO层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挑战。
另外，CBAM这一单边机制其实并不能真正鼓励高碳国家全面采取清洁生产方式，比如其他国家可以针对欧盟的要求设计专门的生产线等方式来应对，所以这也是CBAM机制本身的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李波提出全球不同区域应该有不同的碳价，某种程度上也是对CBAM的一种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