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也是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实现生态富民的重要措施。深刻认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大意义，积极探索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生态产品尽显其值，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在由中国人民大学、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届生态资产管理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咨询会上，与会专家在“面向‘十五五’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专题论坛，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实践路径、面临的难点挑战与下一步政策建议，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多数专家认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已在机制探索、区域试点与公众认知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效，但仍面临核算标准不统一、产权界定不清、市场化路径单一等现实挑战。“十五五”时期，需进一步强化经济学思维、完善制度设计、推动科技赋能，方能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高效转化。
机制探索与区域实践均有积极进展，但仍面临难点挑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已在多个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十四五”时期，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形成了生态产业开发、生态权益交易、生态保护补偿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群众增收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福建省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王远分享了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福建经验”。福建围绕河湖生态产品，构建了从调查监测、价值核算、经营开发到市场交易和生态补偿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并创新性地推出了“有福之舟·幸福河湖”品牌。其在绿色金融上也取得一定突破，通过“取水贷”“河湖碳汇贷”等绿色金融工具，将生态资产转化为可抵押的金融资产，为解决生态工程融资难题提供了思路。此外，多位专家还提到了浙江丽水、安徽黄山、北京延庆等地开展的探索与实践。
尽管成效初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面临诸多挑战。多位专家指出，核算体系不统一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曾贤刚直言，当前GEP核算存在随意性大、科学性不足的问题，核算结果往往停留在宣传或考核层面，与具体的项目融资、交易关联性不强，实用性有待提高。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尚也指出，核算参数在本地化、标准化方面有所欠缺，导致结果难以横向比较和实际应用。
产权界定不清是另一大瓶颈。曾贤刚以“小产权房”为例，说明产权不完整将严重制约资产价值实现。他指出，生态产品是一种资产，资产必须具有清晰的产权特征，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流转权、抵押权等。而生态资源多属于公共产品或集体所有，产权边界模糊、流转受限，导致难以进行市场化交易和金融赋能。
此外，价值转化路径单一、金融支持不足、产业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也屡被提及。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副教授陶宇指出，当前生态产品开发多集中于农产品与乡村旅游，缺乏差异化与系统化布局。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生态产品部主任助理、研究专班负责人于涛也持同样观点：“若大家都去做农家乐、卖特产，很快就会供给过剩，导致效益下滑。”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李扬进一步指出，生态项目周期长、风险高、回报慢，与传统金融机构偏好短期信贷的模式不匹配，制约了社会资本参与。多位专家提到，尽管有“两山贷”“生态贷”等创新产品，但规模小、门槛高，难以满足大规模需求。
坚持理论、制度与科技三轮驱动，推动生态产品从“有价”到“有市”
面向“十五五”，专家们提出了多维度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建议。
从理论层面上看，要强化经济学思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石敏俊强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本质是经济活动，必须完成从生态学逻辑到经济学逻辑的范式转换，厘清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价值传导机制。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副教授赵浩也指出，应将生态产品区分为“生态要素”与“生态消费品”，前者作为生产资料，应该从成本与效率的角度核算；后者作为最终消费品，应关注其带来的社会福利与市场价值，二者的定价逻辑与政策设计应该有所不同。浙江财经大学数据科学学院副教授、经济统计系主任石薇的建议是，根据不同目的需求，采用不同的生态产品定价方法。比如，若是为政府绩效考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升公众认知提供依据，可以采用市场中买卖双方交易的价值；由于政府部门以增进民生福祉为重要目标，若需要提高政府对生态产品的重视程度，应当采用生态产品对人类福利（如身心健康和文化享受）发挥贡献的价值。
从制度层面上看，要推动标准化与产权改革。陈尚呼吁加快国家层面生态产品核算标准的制定与落地，推动参数本地化、监测常态化。曾贤刚则建议分类推进自然资源产权界定，对具备条件的资源推动确权登记，对交易成本过高的则探索集体治理或政府管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南强特聘教授孙传旺认为，可以借鉴全国碳市场的思路，让GEP也可以在不同地区间交易，这也是一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式。“比如一个地方GEP核算的结果没有达到考核要求，那就可以向那些GEP核算结果高出标准很多的地方去购买，这样GEP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从实践层面上看，要推动科技赋能与金融创新。李扬提出将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与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对接，通过在统一标准体系下的监测、计量，解决度量难题，让生态产品的物理量可监测、经济价值可核算、交易过程可追溯，从而为金融机构的介入铺平道路。同时，他还提出了“小而美+大而治”的双轨模式。“‘小而美’即聚焦村镇，通过建设栈道等一些非常规基础设施，解决生态产品的‘商销’问题，直接惠及百姓。而‘大而治’则是要着眼于大兴安岭、长白山等宏观区域，推动权益类生态产品交易，如碳排放权、气候调节功能等。”在金融方面，多位专家呼吁发展生态债券、收益权抵押等工具，构建多层次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特别是针对生态项目的长周期风险，开发相应的保险产品，为社会资本入场“兜底壮胆”。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生态学、经济学、法学、金融学等多学科，也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十五五”时期，要从理论建构、制度设计、技术支撑与市场培育等多方面共同发力，推动生态产品从“有价”走向“有市”、从试点地区走向更大范围，助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作者：中环报记者宋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