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物多样性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环境与发展议题。随着“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通过和实施，各国纷纷加大治理力度，力求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实现双赢。中国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率先响应并开展了系统性政策部署。2025年初，生态环境部会同财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七大工程、24个项目，旨在以工程化手段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推动生物多样性高水平保护。这一重大部署标志着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战略构想到系统落地的跃升，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政策引领，构建统筹推进的工作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并明确指出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出台，正是对这一战略部署的具体化与实质化，聚焦当前保护领域存在的突出短板，从制度体系、技术支撑、能力保障等方面，设计了“就地保护与生境修复”“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保护”“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等七大工程模块，系统构建起从监测评估、风险预警到恢复治理的全链条行动路径。
顶层设计突出五大特征：一是系统性，着力解决多部门、跨领域职责交叉问题；二是可操作性，明确任务清单、节点安排和实施主体；三是引领性，推动各地制定地方方案，形成“国家引领、地方落实”的新格局；四是融合性，加强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等政策协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工程联动效益；五是国际化，积极对接“昆蒙框架”监测指标，强化履约支撑。
政策制定不仅在于体系化设计，也注重目标导向与实际可行性的结合。《实施方案》首次将“协同增效”“跨境保护”等理念纳入工程目标，体现了从生态价值向治理效能的延伸，标志着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由早期“抢救—控制”阶段，迈入“评估—治理—提升”的高水平保护阶段。
多维布局，七大工程协同推进
工程体系突出问题导向，聚焦制度、能力、机制三类瓶颈开展系统突破。“就地保护工程”聚焦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修复，推动国家公园和生态廊道建设；“迁地保护工程”以植物园、种质资源库、救助繁育体系为核心，提升遗传资源保育水平；“生物安全工程”强化对外来入侵物种、转基因生物和疫源疫病的全链条防控，补齐生物安全治理短板；“可持续利用工程”覆盖城市、乡村、企业等主体，推动生物资源惠益分享和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业发展；“评估体系工程”构建覆盖陆海、统筹地空的智慧监测网络，升级监管平台，推进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更新；“协同工程”强化与气候变化和污染防治的融合，建设“污染—生物多样性—健康”协同防控体系；“主流化工程”着力提升公众、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度与行动力。
以“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为例，未来五年将重点打造一批“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社区”“绿色园区”“生态小微空间”，并构建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动植物分布的实时感知与风险预警。“乡村生物多样性保护”将鼓励利用“四旁”（水旁、路旁、村旁、宅旁）空间构建生物廊道，恢复多样植被，推动生态产业融合发展。企业方面，通过工商业保护联盟（CPBB）带动了一批头部企业参与物种资源依赖性评估、ESG信息披露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形成“从生产源头到消费终端”的保护闭环。
科技赋能，推动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
重大工程实施的难点不仅在项目协调，更在于基础能力与技术手段的滞后。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仍以人工为主，存在覆盖率低、周期长的问题，难以满足快速评估与动态管理的现实需求。为此，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推动遥感、AI识别、eDNA分析等前沿技术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广泛应用。比如，通过部署无人机、自动采样和图像识别模型，将实现草地主要植物种类的智能识别与分布建模，有效提升监测效率；通过遥感数据追踪湿地动态变化，为湿地保护修复提供科学支撑；利用eDNA技术在入侵物种早期识别的优势，提高预警及时性与响应效率。重大工程还将支持建设海洋生物监测网、鸟类环志站、水生哺乳动物观察体系等立体观测体系，填补海洋、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的监测空白。
同时，将加快建设“国家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集成生物多样性本底、分布、动态变化与治理成效等数据，联通自然保护地与国土空间平台，构建共享、联动、协同的“数字中枢”，推动治理科学化、精细化和智慧化。
多元协同，凝聚全社会保护合力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重大工程作为总抓手，更需要多元主体共建共治。为推动《实施方案》落地，提出五项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动态管理制度，推进任务项目化、台账化管理，确保进展可追踪、问题能整改；二是推动协调机制实体化，强化跨部门统筹与省级平台建设运行，保障“条块结合”高效运转；三是开展分区试点，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探索，形成可复制路径；四是健全资金保障体系，设立生物多样性国家专项资金，鼓励绿色信贷、生态保险、公益捐赠等资金参与；五是加强人才和组织保障，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岗位纳入地方编制，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与基层岗位挂职联动。
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参与监测、教育与监督，完善“政府—公众—市场”互动机制。构建“自然教育+社区共管”保护模式，设立生态公益岗位、绿色就业计划，带动全民参与，在兼顾生计的同时提高生物多样性友好意识。金融层面，将探索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绿色信贷和ESG评级，引导资本投向生态价值显著的项目。此外，将通过编制技术指南、评估标准和典型案例，支持企业开展自然相关信息披露和生物多样性友好实践，激发市场绿色转型动力。
国际贡献，中国方案服务全球目标
《实施方案》的出台，是我国落实“昆蒙框架”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生态文明”理念全球传播的重要路径。通过构建系统治理与工程推进机制，我国正在形成以顶层设计为统领、地方实践为支撑、科技平台为依托、社会共治为基础的新型治理模式。未来，我国将继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推动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数据共享、技术协作、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贡献中国智慧，助力全球2030年目标和2050年愿景。
下一阶段，应以重大工程为依托，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治理经验，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