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份，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提出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程。6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年版)》的通知，指出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
如何认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我国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燃煤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提高燃煤效率和治理燃煤污染，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重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成立“国家洁净煤技术推广规划领导小组”，出台《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首次作出指导和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明确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陆续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促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煤炭清洁利用正式上升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此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指煤炭洗选、燃料发电、清洁转化、分散燃烧等环节清洁和高效利用，关注效率提升和传统污染物控制。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内涵不断深化，除继续强调在利用各环节更加高效、更加清洁，执行更加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外，还要结合规模化利用和低碳化、绿色化时代要求，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和品质赋能，实现全过程全要素清洁低碳利用。
具体而言，新时代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特征，可归纳为“三高三低”。“三高”体现为：高效率，即在煤炭利用各环节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做到煤质与不同用煤技术、装备精准适配，实现利用或转化效率大幅提高；高品质，即不断应用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新技术、新工艺，升级、改造、重塑煤炭利用产业，造就新业态，发展新产品；高循环，即不断将煤炭利用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变为可再利用材料，形成“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模式。“三低”体现为：低消耗，即煤炭利用各环节要严格控制能源消费强度、水资源消耗强度等，降低单位产品能源资源消耗；低污染，即大气、水、固废污染物排放浓度要低，实现清洁生产，达到近零排放；低碳排放，即要通过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耦合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提升减碳能力，降低碳排放量。
当前形势下，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支撑能源转型、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和坚强基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2021年，我国煤炭消费超40亿吨，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仍高达56%，煤炭利用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70%以上。如果不加快调整煤炭当前的利用方式和消费结构，将加剧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与此同时，实现能源转型并非一日之功，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历程表明，即使有可替代煤炭的能源，碳达峰后仍会使用煤炭，只是用途会发生改变。就我国而言更是如此，实现“双碳”目标仍需大量清洁煤炭提供过渡和兜底保障。一方面，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将大幅增加，而可再生能源电力波动性大，需要利用清洁燃煤发电的稳定性，为新能源平抑波动提供基底。另一方面，煤炭作为原料在现代煤化工（煤制烯烃、芳烃等）和煤基高端材料（碳纤维、石墨烯、炭质还原剂、高端活性炭等）生产方面仍有一定应用空间，并将逐步成为我国碳中和进程中煤炭的主要利用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破解煤炭“减”与“保”的两难问题，关键是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如此不仅有助于倒逼煤炭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级，体现“减”的责任，切实落实国家碳减排目标；还有助于担当能源转型过程的兜底保障使命，更好履行“保”的职责，进而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