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开始，随着第一代“90后”陆续跨过三十岁大关，人们往往就“三十而立”展开讨论。随着孔子的时代远去，“三十而立”逐渐成了习语，指三十岁的人应该在某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就。相应的，四十岁的人就要有“不惑”的坚定，五十岁的人就应该获得了“知天命”的“超能力”，六十岁的人就必须听什么都“耳顺”，七十岁的人则想干什么都“不逾矩”。
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争论已久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虽然每一次争论都未能取得一致看法，但是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儒学的本质很有意义。
“现代教育鼓励我们追求卓越，而竞争意义下的‘出人头地’，早已经偏离了‘士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更应该考量的，不是什么‘出人头地’，而是‘安身立命’。”
儒家强调情景理性。我们中国人没有发展出一套分析的理性，不像古希腊一样，我们的理性都是因情景而定。从这里很容易推断出来，就是手段要服务于目的。仁义本身在孔子那里都是可变的，但“仁”和“义”恐怕还有一些差别，我们从这里可以讨论手段的多样性和可变性。
李树尔：创造不断完善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中华文明的古训“政在养民”（《尚书大禹漠》）所揭示的道理就在于斯。
儒学是一个开放而发展的理论体系。它以“仁”为道之本原，提倡以“如天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畴”的弘大气象来涵容不同事物的和谐共存，故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悻”，并强调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来促进万物的生生不已和互相之间的协调发展。然而所以维持和促进万物协调发展的方法和准则乃在于中庸之道。
众所周知，仁、智、勇是孔子在《论语》当中所论述的三种君子应当同时具备的美德，但孔子在论述仁与智的关系，以及其自身的实践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微的差别：
魏晋时期兴起了一种言及玄远的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辨析名理、品鉴人物的风习，由汉末的清议演变而来。
孔子所奠立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留下了深深的步痕。像一切源远流长的古老学说一样，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着检验，充实着和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