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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经权观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对构筑儒家哲学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腾讯号 小人物的出彩人生 时间:2021-05-14 16: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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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自孔子提出明确的“经权”问题讨论以来,“经权”问题便是历代儒者讨论的重要哲学问题。而朱熹的经权观、继承了先秦儒家“行权”不忘“合经”的传统,但又融合了汉儒关于“行权反经”中经权有别的吸收。


      使得经权观在他那里不会发生“经权合一”,或是“离经而权”的偏颇。与此同时,朱子以“经权”入“礼”,来为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对于如何“守礼”,以及如何去理解中国自古所传之“礼”,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朱熹是宋儒中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经权观亦贯彻着其理学思想。有人说儒学讲求的是“天人合一”,但天人如何合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其具体表现在“道德如何下关于人”、“性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体用之间如何联系”等、一系列问题。


      ''经权观”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当朱熹用自己的观点解读“经权观”时,实际上也是透露着自己、对于这一系列儒学所讨论的经典哲学问题、进行的一次个人创造性的解读,这对于构筑儒家哲学这一学术长城、是非常重要一个部分。


      ''经权观”问题是十分贴近现实,符合人类道德实践的命题,因此从对它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反应这一时代的学术、历史、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为主攻很多交叉学科的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突破口。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其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在于“体用结合”。不同于西方古代思想家、乐忠于构筑规模宏大的、纯粹的、抽象的形而上体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并不是乐忠于去建立庞大的、形而上的抽象体系,他们更加关注人的实践和生产生活。“经权观”是这一特点的非常好的体现。


      无论是先秦诸子或是汉儒亦或是宋儒,他们在讨论“经权”问题时,都会在关于“行权”的问题上着墨颇多,而“经”则点到即止。因为“权”更加贴合人们的实际生活,贴合“用”的层面。故而从这以特点出发的“经权观”,能够更加为人们的实践所验证。


      汉儒在经权问题上确立了“反经为权”的调子之后,“权”逐步脱离了经的束缚,以至于卖弄权术、权变者甚多,当“权”开始脱离“经”的控制之后,人们在处理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时,便会失去行事的道德依据。


      以至于无所顾忌地“弄权”,由此才会出现二程所谓“自汉以来,无人识权知”的说法。从朱熹的经权观的内容上来看,他是非常厌恶这种情况的,他的经权观也在极力主张“行权”不离“经”,“反经”也仅仅是表面上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道德缺失”的隐患。儒学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具有其时代烙印的。朱熹的儒学思想成型、与儒学中兴的一个时代,对前代儒者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对先秦儒学的重新解读、是这一时代儒学的特点。


      朱熹的“经权观”本身就是其“理学”的一部分,因此免不了被限制于“理学”的窠臼之中。虽然朱熹的“经权观”看似四平八稳,讲求经权内在相合外在相分,但从他的许多论述中不难看出、他思想的主旋律是“行权合经”。


      他多次强调“虽是权,依旧离不开那经,权只是经之变”经无论如何变,依旧是经,说白了,朱熹骨子里是赞成二程“权即是经”的说法的,只是他认为不应该直接这么说。如此,其实是确立“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经”与“权”的博弈中,朱熹是偏向“经”的。


      当这一观点下放于人伦之中时,便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过分崇拜和绝对服从,用通俗的言语来描述,“权”也只是变着花样去遵守“伦理纲常”。这与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心性论不无关系,二者是相互补充的。


      如此一来,虽然可以压制住、汉以后开始兴起的一些“放权”的风气,但却有使人们的道德实践、跌入了固守纲常的窠臼之中。这也直接引出了后来心学对于理学的批判,以及间接造成、明时心学向着“泰州学派”、这样任心为性的反弹。


      这种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只能说朱熹在把握“经”与“权”之间的尺度上是有失偏颇的。但单纯从其“经权观”的内容来看,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只是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来看历史发展,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沮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