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荡山地处中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地形复杂，历来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据考证，秦汉以前由于雁荡山基本上没有人类的林业生产活动，因而保留着以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的原始森林。
但雁荡山森林经营活动有记载的却要迟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写：“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木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又说雁荡山“林莽所蔽”。这是雁荡山林业的最早一次活动，距今达1000年，但以伐木开始。
据元代李孝光记载，唐代中叶(8世纪末)雁荡山建丘比塔寺时(雁湖畔)，寺前有“棠梨花数十百株，皆俨然成行列”，当然，李孝光见到的棠梨花到底植于何代已无法考证。不过，据史载，唐代曾下令所有的通道两旁植遍树木，“以荫蔽行人往来”。丘比塔寺僧人也许响应朝庭法令，开展植树，亦未可知。
李孝光在另一篇《秋游雁荡记》中提到“雁山无土田桑枣。两山束涧，人行尽日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草长没人……其木杉桧豫章”可见元代时雁荡山已经多有植树，森林也不是纯粹的常绿阔叶林了。
明代时，雁荡山森林记录较多，能仁寺有“方竹数握，细如枝，林中新条，大可径寸，柔不中杖，老柯斩伐殆尽矣”，西石梁洞“内多芭蕉，新箨高下，渐已成林”(《徐霞客游记》)。雁荡山郛下岭驿舍“门内有豫樟树，四人萦手恝之，不尽十咫。后庭罗生皆美人蕉，路旁多茶梅，盛花一色”(明·陶望龄《雁山记载》)
明太祖朱元璋曾就植树颁布法令：一是下达植树任务，要求“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屯田的士兵，每人须种植桑枣百株，其它像棉栗胡桃之尖，也应“随地所宜种植”。二是明确规定奖惩命令各级政府官员督促检查下达的植树任务。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任务的进行惩罚。明初都南京离雁荡山很近，雁荡山人理应响应朝庭号召大力植树。
清代雁荡山西内谷“松枫满目”(陈梦说《游雁荡记》)。灵岩寺“寺后树百尺，皆负墙百立”(周清源《游雁荡山记》)。据史记栽，清代乾隆帝倡导清明植树，他有《种树戏题》诗：“清明时节宜种树，拱把稚松培植看。欲速成非关插柳，挹清芬亦异滋润。育才自今求真干，洁矩因之恩任官。待百十年距云远，童童应备后人观。”可能受乾隆的影响，晚清道人王志永(本籍人)率众到雁湖广种茶树，拉开了“雁茗之乡的帷幕。但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雁荡山大面积森林惨遭兵燹。
民国时期有识之士蒋叔南于1914年会同潘耀庭、蒋季哲在灵岩寺一带栽植松、柏5万株，现已成为参天大树，孙中山之子孙科游雁荡山也按母嘱在真济寺栽植桂花林200株，至今仍保存20多株。
解放后，雁荡山基本上年年组织造林，但也随政治运动毁掉很多森林。20世纪60~70年代，栽植的林木以油茶、泡桐等经济树种为主，70~80年代栽植多是柳杉、杉木、松树等用材种树。80年代初山林定权发证时，国有林曾遭受大面积破坏。
自1978年雁荡山风景区管理局成立后至20世纪末的20多年间，雁荡山共植树1500万株，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风景林。
目前，雁荡山风景林基本属于人工林和次生林两类。1961年前后，国营雁荡山林场进行大规模的人工造林，所建的风景林大都以针叶树为主，且连片集中，林相整齐，如净名坑的松柏林，马鞍岭头的柳杉林，大龙湫的柳杉、柏木林，雁湖岗的柳杉林，松溪的松树林等等。1984年雁荡山风景区对景区内山林山场，实行绝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的三级封山育林，山林植被得到很快恢复，形成向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演替的次生林，如南坑针阔混交林、观音峰的青冈栎群落、响岭头的香樟、木荷常绿阔叶林等。
现在，雁荡山风景区中心地带的森林覆盖率已达81%，林木葱郁茂盛，生意盎然，而各景点，旅游村头的一些古树点缀其间，突出了雁荡山饱经沧桑的特点。如雁荡山蒲溪下游的黄连木，胸径175厘米，村龄560余年。龙洞的紫藤，灵岩寺前的银杏等都在百岁以上，这些名木古树或形态优美，或苍秀遒劲，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人文价值，为这座名山增添了无限的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