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江源的挑战
宋馥李
“前方11点钟方向，5只黄羊!”
赵连石赶紧刹车、拿起照相机，冲着已经跑远的黄羊，一阵密集地连拍。赵连石是中国探险协会珍稀动物分会的副秘书长，他端着相机，遗憾地张望着。还好，跑出百米开外的黄羊，调转头，警惕地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也给了一个绝佳的拍摄姿势。
而绿家园的召集人汪永晨，则在一个小本上，记下了这个数字。随着行进中的不断发现，这个数字也在不断刷新。
10月23日，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到黄河源头的路上，记者跟随的考察团，进入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这里堪称野生动物的王国，一路上，不时能看到成群的黄羊、藏野驴、野牦牛、鼠兔、鹰、斑头雁、赤麻鸭、藏原羚……而沿着固定的路线，在行进中记录看到的野生动物数量，则是生态考察的一个重要方法。
汪永晨已经是第三年来到这里，根据他的记录，三江源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长，使得生态系统的平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禁牧之惑
此消彼长，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加，意味着牲畜不断减少。说到这个，玛多县农牧林业科技局副局长朵华本很纠结，一方面，野生动物增长了，说明生态环境恢复了;但另一方面，大面积的草场禁牧，牧民们不再放牧，都让给了野生动物，让他觉得非常惋惜。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同年8月，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正式启动实施，总投资75.07亿元。其中一项，便是实施规模庞大的网围栏工程，其功能，一是分隔草场，二是围栏禁牧。
玛多县天然草原总面积3448.6万亩，扣除山地、湖泊，可利用草场面积2707.9万亩。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玛多县牲畜有60万只，是全国闻名的牧业大县。2005年实施退牧还草政策以来，通过大量的减畜，现在总量只有13万左右。
朵华本说，据初步统计，藏野驴、黄羊、绵羊、鹿这些食草动物，约有20多万只，这个数量，已经远超过了牲畜的数量。
根据多年的牧草检测，高原草场每30亩的产草量，才能满足一只羊的采食量，而一只牦牛，则需要120亩的草场才能养活。玛多县整个草场的面积，保守计算，可以养育大约180万只牲畜。
如今，玛多县现有的牲畜数量，加上野生食草动物，也只有30多万只。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草场面积，还远远没有达到可承受的载畜量。动物减少了，对牧草的采食量减少，草场得以更好地生长，这对于涵养三江源地区的蓄水量，自然大有好处。
但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给三江源地区带来新的威胁。一个藏野驴的采食量，相当于6只羊的采食量。如果野生动物无节制过快增长，反而会造成草场的新一轮不堪重负。
生活在三江源核心区、还没有实施移民的藏民，已经感受到了野生动物的威胁，尤其是藏野驴，是最让当地牧民头疼的。藏野驴的游击习性，使得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哪里牧草好，藏野驴就会成群结队出现在哪里，抢食羊和牦牛的草。
朵华本说，说服老一辈牧民放弃草场，本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今看到藏野驴越来越多，很多牧民都有想法，与其让藏野驴吃掉草，为何不让人们放牧呢?
汪永晨告诉记者，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保护三江源，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减少人为的干预。长期以来，游牧生活和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维持着一个动态的平衡。并不是野生动物越多越好，野生动物过快增长，也会带来生态问题。
高原暖化
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还面临着另一个严峻的挑战——高原暖化。
玛多县农牧林业科技局副局长朵华本告诉记者，大约30年前，玛多县的藏民9月底就已经开始储存冻肉了。但这两年，气温一直上升，冻肉储藏时间一再推迟。记者探访玛多县时是10月21日，藏民们还没有开始储存冻肉。
2012年的黄河，是多年以来水量最为丰沛的一年。黄河上游的唐乃亥水文站，7、8两个月的水位达到56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兰州段水位高出往年3米多。
黄河源头之处的青海省海南州玛多县，也迎来了丰水之年。朵华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藏民，他说，2012年湖水面积扩大，黄河水位上涨，这是往年看不到的。
不过，偶尔的丰沛依然掩饰不了黄河更大的隐忧。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黄河源头地区，在气候变化的进程中，被显著地影响着。青藏高原是全球同纬度中，平均气温变化最突出的地区，拥有脆弱而敏感的生态系统。因其气候和植被能对气候变化做出迅速响应，一直被称为全球的“气象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预警区。
作为地球的第三极，青藏高原对气候变化表现得异常敏感。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对青藏高原生态恶化的影响，要比地球上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青海省气象局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1961年-2010年，青海省年平均气温呈明显升高趋势，平均气温升温率为每10年升高0.37℃，而同时期，全球平均气温则是每10年升高0.13℃，全国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22℃。
青海省气候中心研究院李林说，尽管今年的黄河水量丰沛，但黄河河源的整体形势却很严峻。黄河一半的水量，靠兰州以上河段补给，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甘肃、青海和四川3省结合部，气候日趋干旱、地表径流减少、地下水位下降，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畜牧业的迅速发展，草地植被涵养水源功能大为降低。
在黄河上游，降水依靠东亚季风，来自西北太平洋的水汽到达阿尼玛卿山以后，由于山体抬升气流，形成山前降雨。这几年，降雨量总体上在减少，黄河在玛曲的黄河第一拐，流速10年间降低了15.6立方米/每秒。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的蒸发量却在增大，10年间，平均蒸发量增加了9.6毫米。
气候变化，青藏高原无疑成为最受影响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三江源区增温率持续上升，加之人类经济活动的增强，冻土呈区域性退化状态，冰川退缩显著增加。尤其是从1987年以后，冰川融水逐渐增多，这一时期，气候变暖对西北来说，似乎是好事情。但从长远来说，却令人担忧。当冰川的消融逐渐加快，雪线持续缩减，冰川对河源的补充就将先增后减——类似抛物线——一样的变化过程。
当拐点来临，黄河源头的冰川融水，可能将难觅踪影。
生态补偿
2006年起，青海取消了对三江源地区的GDP考核，把生态保护和建设，列为三江源区各级政府工作的主要考核内容，同时严格限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矿产资源开发。2011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玛多县曾经有金矿开采业被关闭，曾经的小规模的奶业加工厂，也因为原料难以接续而倒闭。位于三江源核心区的玛多县，是生态移民重点县。越来越多的牧民，被移民到定居点。
不过，动员牧民搬迁并不容易，对于这些牧民来说，放弃习以为常的游牧生活，来到城镇定居点，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朵华本说，移民后，国家每年发给每户牧民8000元，连续发放10年。但很多移民并没有学会新的生存手段，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仅仅靠国家发放的补助，难以维持生活，一时又找不到出路。那些没有搬迁的牧民，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根据退牧还草政策，牧民减少一只羊，政府有几百块钱的补助。但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一只羊的售价，普遍已经超过了1000元，补贴难以平衡收支。
三江源生态保护是一项关系全国的生态工程，其治理成本应该由流域内的所有地区共同承担。“我们保护得越好，下游发展的条件就越好，那么他们拿一些钱来补偿是应该的。”朵华本说。
理论上，由于生态区要保护生态环境，牺牲了部分的发展权，这一部分机会成本也应纳入补偿标准的计算之中，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应该是直接投入与机会成本相加之和。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谁来承担这样的牺牲，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像玛多这样的三江源地区的政府，没有产业的支撑，无法养活自己，“缺钱”将是长期而艰巨的问题，支付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既然生不出钱来，从哪里要钱?就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