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修订、2015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十年实施效果评估报告近日发布。这部曾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法,已在此前的8月15日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而废止。
《环境保护法》虽已走入历史,但并没有真正消失,其基本原则、核心法律制度和主要法律措施大部分平移至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生态环境领域曾经的基本法,它是否达到了立法目的和效果?对助力生态环境法典有效实施有哪些借鉴意义?这些都是社会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
此前,中国政法大学曾组织专家分别对2015年、2016年《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此次十年评估规模更大,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1所高校法学院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此次系统评估,既是给这部法律画上句号,更是为国家有关机构和部门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提供参考。”这份评估报告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
从原则宣示到治理渗透
报告对《环境保护法》基本原则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经过十年发展,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取得明显进展,但部分维度的指标化和认知水平仍较模糊。
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新引入“保护优先”原则。十余年来,保护优先原则在立法上获得明确承认,在行政执法层面得到有效落实。先后有11部法律写入“保护优先”原则(其中包括《环境保护法》)。37 部省级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中,写入保护优先的比例达 97%。“保护优先”原则逐步从一项纯粹的原则宣示渗透进我国环境法律治理体系的毛细血管之中。
保护优先,在部分司法实践中转化为裁判基准,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研究团队选取50份判决书,其中许多判决在说理和裁判依据层面使用了保护优先,但实际作为裁判依据的仅4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程玉分析其原因,首先是理论层面缺乏清晰、共识性的解释方案,究竟是绝对保护优先还是相对保护优先,争议很大;其次是保护优先原则与具体禁止、限制义务之间的衔接转化缺乏健全的规范体系;最后是司法适用中法院往往一带而过,未深入探讨经济发展与保护的平衡,缺乏详细说明。
在环保科技支撑方面,自2014年来,全国高新技术领域应用技术成果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对于专项环境保护事业的国家财政支出情况,十余年来,中央本级节能环保支出执行率虽有波动,但多数年份超过 100%,执行效果较好。
对于各级人民政府加强环保及其法治宣传情况,环保宣传的法定要求已系统融入国家与地方的治理话语体系,突出表现为环保议题在政策文本中的能见度和制度化水平空前提升。
同时,国家及地方层面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为环境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多元渠道加强宣传引导,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学校层面也有部分地区的课程体系与实践活动逐步深入,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从单项运行到体系衔接
十余年来,国家与地方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规章与政策文件,覆盖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核心制度,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针对环境规划制度,原《环境保护法》框架下的环境规划制度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在这部法颁布后的“十三五”至“十四五”规划期间的持续推进中,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治理效能提升的双重突破,也为未来“十五五”规划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层面已形成综合性规划统领、专项规划细化的环境规划体系,规划落地实施成效显著。地方层面环境规划体系已形成以生态环境保护五年规划为纲领、地方特色综合性规划为配套的布局模式。因缺乏统一标准,评估参数与标准差异过大,各地规划制定进度不一,动态调整滞后,部分省份简单复刻国家层面规划。
面对协同机制缺失的现状,天津大学副教授田亦尧建议,生态环境法典在实施的过程中,应构建协同治理体系,打通规划交叉与落地断层;建立动态适配机制,提升对新型治理需求的响应;推行统一指标评估制度,破解标准差异化问题。
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方面,战略环评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逐步显现,区域规划环评和流域环评也发挥了相应作用。环评作为顶层设计、宏观框架强化规划约束,同时简化项目环评,并对污染严重又未批先建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实施效果良好。
在“三同时”制度方面,2016 年—2023 年间全国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及验收制度案件在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中的占比呈下降的趋势;违反“同时设计”环节的案件数量较少,但“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使用”环节违法数量较多。
对于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现行制度在排放指标分配的合理性,与排污权交易的衔接,监管制度的完备性,具体执行情况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短板。
对于排污许可制度,形成以原《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截至2025年1月,全国累计纳入排污管理的固定污染源 386.72万个,对2.2万余张排污许可证开展常态化核查,覆盖行业从初期的火电、造纸等15个行业扩展至所有存在固定污染源排放的行业。
报告建议,生态环境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应理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的关系,统一两项制度的分类管理名录划分标准,协调技术导则与规范,整合管理平台,实现“一次申请、一并办理”,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加强“三同时”制度与环评制度的衔接,以通过审查的建设项目生态环评文件及其批复决定为管理依据,明确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与投产使用的具体要求,强化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完善自主验收制度的监管机制,加强生态环境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制度链条闭环。
从制度考核到协同管理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在推动地方政府落实环保责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稳步推进、长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补充公众参与相关条款,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要求,并在环评专章对环评公众参与作了进一步规定。
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网络逐步建立,监测指标逐步拓展,部分偏远敏感区域存在一定的监测盲区;监测预警整体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健全;承载能力内涵界定不够清晰;普遍存在“重监测评估、轻预警响应”现象;远岸海域、深海区域监测覆盖不足。
自2014年以来,我国跨行政区域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已在部分重点环境治理领域基本建立,总体实施成效较为显著,其中尤以大气污染治理和水污染治理两大领域的成果最为突出,切实推动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政府向人大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制度方面,在国家层面,为配合原《环境保护法》实施,有关部门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政策、探索报告工作机制、丰富报告事项内容等方式,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了政府环境报告制度的各项要求,有效提升了制度实施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在地方层面,目前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均形成固定工作机制,每年定期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交上一年度环境状况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吴凯杰建议,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应科学设计、完善指标体系,进一步规范考核及其公开渠道;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应优化平台建设,建立协同管理机制。
从刚性原则到统一标准
《环境保护法》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长了牙齿的环保法”,很重要的原因是增设了原有环境保护法没有的一批制度和措施。
报告显示,区域限批措施通过将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地方项目审批挂钩,推动地方政府明确各部门环保责任,积极进行整治,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较快地改善了环境质量。
查封、扣押作为生态环境执法中适用频率较高的强制措施,广泛应用于各类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数据显示:2015年—2024年十年间,适用四个配套办法案件总数为197008件,其中适用查封、扣押措施的案件数量为100827件,占到一半以上的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措施的案件数量,平均每年有10083家企业被查封、扣押,每天约28家企业被查封、扣押。
《环境保护法》赋予环保部门在责令超标超总量企业进行整治的同时,可以综合运用更为严厉的限制生产措施,责令企业限产或停产。《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的十年间,适用四个配套办法案件总数为197008件,其中适用限产、停产措施的案件数量为30855,占比约15.7%。
十年间,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的总体平均罚款数额为6.84万元,而按日连续处罚案件的平均处罚金额达99.78万元,是前者的14.59倍。从个案看,实践中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高额按日连续处罚案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与警示效果。
统计数据显示:《环境保护法》重点环境管理措施实施后,案件量从2016开始上升,在2017年—2018年达峰后持续回落。专家分析了原因:除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新法实施初期执法热度消退,态度由新奇转向理性慎重;推行柔性执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企业环保意识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完成;监管由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精细化。降幅集中于行政强制环节,刑事打击环节基本稳定。
参与评估的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刘飞琴归纳上述制度措施的共性问题为执法标准地区不统一、跨区域协同与部门联动不畅、信息公开不足、行政与刑事衔接证据转化受阻。她建议,强化执法刚性,统一裁量标准,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明确移送标准与证据转化规则。
“《环境保护法》中存在部分制度因配套不足、可操作性不强条款,生态环境法典在施行过程中应加强制度的体系化、精细化设计,明确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实施路径、责任追究机制,提升制度的可操作性与刚性约束。”甘肃政法大学副教授冯嘉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