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国务院1958年在呼和浩特召开了西北六省区治沙会议,1991年、1993年在兰州、赤峰分别召开全国防沙治沙大会,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作了重要指示,1991年,国务院批复了《1991-2000年全国防沙治沙规划要点》,启动了全国防沙治沙工程,国办印发了治沙若干优惠政策,国家计委解决了治沙基建投资每年3000万元,中编委批准成立林业部荒漠化管理中心,财政部解决了治沙事业费每年150万元,沙化土地监测经费500万元(现增为100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设立了治沙贴息贷款(1992-2000年46亿元规模),扶持沙产业发展。近几年,中央领导对治沙工作更加关注。江泽民号召要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要尽快解决长江、黄河泥沙俱下及北方荒漠化问题;改善生态环境,治理西北荒漠化,涉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朱镕基强调我国荒漠化问题很尖锐,急需及早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防沙止漠刻不容缓,生态屏障势在必建;抓紧启动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李岚清提出治沙要见成效,为2008年绿色奥运奠定基础;温家宝指示治沙工作很重要,如何治理,要统筹规划,研究提出具体治理办法和项目。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社会团体、舆论对治沙工作也非常重视,加之中国经济运行良好,社会稳定,经济提升,有能力防治沙漠化,变害为利,并将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特别是近年来,防沙治沙工作的形势更是喜人,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是《防沙治沙法》正式出台。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关于防沙治沙的专门法律,从根本上解决了治沙工作的管理体制,明确规定了沙区植被保护、建设和利用的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初步建立了从国务院到乡镇防沙治沙组织领导和管理体系。加强了沙区植被的保护,滥挖甘草、搂发菜的行为得到了有效制止;加强了沙区生态水管理,为生态的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
二是启动实施了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和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的“三北”四期工程。这两大工程覆盖了我国沙区90%以上的土地,构筑了全国防沙治沙的骨架。黄河故道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和南方湿润沙地与石漠化防治试点示范也正在进行中。新疆和田治沙生态建设项目、西藏一江两河沙化土地治理项目已完成了规划编制工作,正在审批中。以大工程为龙头的全国防沙治沙整体推进的格局已经形成,防沙治沙跨越式发展的局面已经打开。
三是国家对防沙治沙投资有了较大幅度增加。近两年,国家对防沙治沙的投资由20世纪90年代每年仅3000万元,每亩补助3元,增加到目前环北京工程每年投资近10亿元,治沙造林每亩补助100元,减轻了沙区群众无偿投工投劳压力,为防沙治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是初步建立了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和预警体系。通过1994年和1999年两次全国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摸清了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的面积、分布、成因和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建立荒漠化、沙化土地地理信息数据库和动态变化模型,为开展沙尘暴趋势的预测预报工作,为防沙治沙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
五是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技术和模式,居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防治荒漠化作出贡献。网格状沙障、飞、封、造生物固沙技术等多项技术,属于我国人民的首创,效果良好。编辑出版了《中国防沙治沙实用技术与模式》和《中国防治荒漠化传统知识与实践技术》受到国内外欢迎,《中国防治荒漠化传统知识与实践技术》(英文版)还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佳实践奖。对干水、保水剂、吸水剂等治沙新技术、新产品进行了试验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效果。组织了百名专家科技送乡村活动,培训了农牧民防沙治沙技能。
六是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进展顺利,对外交流合作领域逐步扩大。利用防治荒漠化国际舞台,宣传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深受国际社会的好评。去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有4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支持中国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建立伙伴关系暨筹资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中国监测能力建设、德国援助宁夏治沙项目等援助项目正在积极运作之中,对外合作交流领域前景广阔。公约的有效履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七是充分利用宣传阵地,提高全民防沙治沙意识。围绕“6.17”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利用各种途径,多种媒体,进行宣传,97年组织了百万人签名治沙活动;98年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展了街头宣传;99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公益广告;去年又在人民日报、科技日报、法制日报等报纸刊出了整版文章;为履行“绿色奥运”的承诺,对实施防沙治沙重点工程的重大意义作了重点宣传,增强了国际社会、全国人民对治理好京津地区风沙危害的信心。通过声势浩大的宣传,提高了公众防沙治沙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社会各界治沙热情空前高涨。
但从目前来看,防沙治沙工作仍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薄弱环节,处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投入不足,管理粗放等问题制约防沙治沙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管理体制不顺,协调难度较大。我国治沙技术、经验、模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五十年的不懈努力而全国仍然沙化扩大,原因之一就是管理体系有问题。省、地、县林业牵头治沙的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国家、部门合力不够,林业部门工作难度较大,综合治理的措施未落实到实处。在一些地方由综合部门设立生态办等机构,将具体的项目审批、管理、施工和资金调配集中于这些机构,致使农、林、水职能部门难以发挥作用,而这类机构又缺乏专业人才,业务不熟瞎指挥及监管力度不够,造成生态工程质量较差、资金浪费严重。三北地区涵盖我国90%以上的沙化土地,是全国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但国家治沙行业主管部门在该地区缺乏管理手段,宏观指导“三北”工程治沙工作相当乏力。
二是政策、机制不活、不优惠,难以调动社会力量防沙治沙。沙区开发税费、农林特产税仍然居高不下,造林治沙仍要缴纳土地占用费、支付水资源费,治沙贴息贷款期限短,贷款难,以及沙地治理承包期不稳定,导致其他非公有经济和群众投资治沙的积极性不高。
三是资金投入仍显不足,治理工作进展缓慢。有限的资金投入,难以形成规模治理,工程只在局部展开,质量现状有待提高,遏制沙化扩展仍需时日。
四是对沙区不合理的人为活动约束不力。“五滥”屡禁不止,边治理,边破坏。认识不到位,摆不上重要位置。没有纳入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及地方政府领导政绩考核指标。
五是治沙组织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在很多县、乡治沙站处境举步维艰,拖欠人员工资、技术人员流失较为普遍,技术推广体系薄弱,基层技术力量不足,难以保证防沙治沙质量和效果,造成治沙工作仍处于低水平徘徊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