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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典之治守护生态公益

来源:法治参考时间:2026-09-16 10: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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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未病”的制度革新,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从碎片化应对走向系统化治理。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这部法典具有特殊的意义——“生态环境检察”这一概念在立法中得以明确,“强化检察监督”首次写入法律。

实现三重跃升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法典的编纂,是对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

“以往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如同散落的‘珍珠’,法典化就是将其串成项链。”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将这种变化概括为理念、体系和制度的三重跃升。

秦天宝说,在立法理念层面,生态环境法典转变了以往以单一生态要素为保护目标的立法思路,更加突出系统保护理念。如生态保护编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既强调充分保护,又注重加强资源的合理利用,力求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规范体系层面,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如在污染防治编中设置“通则分编”,就像从各个单行法中“提取公因式”,对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约谈等共性制度加以提炼,让法律执行起来更顺畅、更有力。在制度构建层面,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以法典化方式确定下来,特别是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把“双碳”目标上升为法律制度,具有前瞻意义。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省法学会生态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小冰说,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要求确立兼具效率、公平与制衡的生态环境法律治理框架,在保障行政效能的同时通过检察监督守护公平正义底线。可概括为“行政优位、监督守位”:行政机关基于专业优势主动履职,检察机关不替代行政前端监管,仅在行政规制不足、救济不充分时补充纠偏、守住监督本位。

检察公益诉讼入典

当前,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法律抓手。

“检察公益诉讼入典,是生态环境法典的‘点睛之笔’,也是生态环境治理中国方案的突出表现。”秦天宝指出,其价值在于对传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革新,形成“原创性成果-系统化治理-体系化协同”的三重突破。

秦天宝说,生态环境法典确立了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制度枢纽”地位。检察公益诉讼融合“权力监督”与“公益救济”双重属性,针对生态环境治理部门分割、区域分治引发的“九龙治水”“公地悲剧”难题,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入典,可整合碎片化规则,并依托检察一体化机制,破解“监督乏力、分割而治”顽疾,实现生态治理从“分治”转向“协同”。

生态环境法典在既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则体系。

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五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或者符合本法规定的社会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刘小冰说,其本质上属于补充性救济机制,以解决无直接受害主体或公共利益受损时生态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空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地方人民政府或者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给国家造成损失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刘小冰说,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实践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须先调查核实、收集证据、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依法履职;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职的,才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撤销违法行政行为、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等。

健全衔接机制凝聚保护合力

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公益诉讼衔接机制予以完善。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机构与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磋商,要求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磋商未达成一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价值导向在于防止因行政监管疏漏导致国家利益损失,其制度逻辑在于尊重行政机关专业监管优势,同时以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刘小冰说。

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赋予检察机关在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公益诉讼起诉权,适用于责任人拒不担责、相关监管部门未依法起诉的情形。刘小冰认为,第一千零七十三条、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的规定实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的有效衔接,这种“行政优先、检察补位”的衔接机制,既保障了行政机关的优先权,又为公共利益保护发挥了检察监督的兜底功能。

秦天宝说,生态环境法典为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积累了制度经验。生态环境法典将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以基本法律形式予以确认,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规范基础。在实体规范层面,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基本规则,为完善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和规范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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