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未立先破”“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
图为游客在贵州省龙里县龙里大草原的风电场观光。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图为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0万吨煤制油项目全景。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也是一项长期任务，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科学有序推进。本网就此推出访谈。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需要只争朝夕地努力，因地制宜去落实，不可奢望一蹴而就，切忌一刀切
记者：如何理解实现“双碳”目标要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
潘家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决不是就碳论碳的事，而是多重目标、多重约束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减排、降碳和安全、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立和破、政府和市场、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多维度关系。主动地加入到“双碳”潮流中，是我们的机遇和发展方向所在。同时必须认识到，这是一项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需要只争朝夕地去努力，因地制宜，抓住机遇，凸显优势，不可奢望一蹴而就，切忌一刀切。这就要求我们目标上要坚定不移，策略上要稳中求进。
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工业革命的能源基础来自地质年代形成的化石能源，热值较高且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后工业化阶段，高耗能产业规模缩减，产品需求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和碳排放将经历一个先升后降的自然达峰过程。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的碳达峰，几乎都是自然达峰进入下降通道。发达国家的减排，是能效提升、结构调整、能源转型多重因素的结果。即便如此，其排放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水平。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有的甚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启动之前就已经达峰。但是整体来看，发达国家的碳达峰进程，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高位平台波动期，多峰凸起，而不是线性单峰。例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处于碳排放高位，但直到2005年后，才进入波动下降的阶段。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碳达峰，可能不是单一峰，而是多峰，不必因出现排放波动而强行关停，损害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但我们要尽量压低峰值、缩短高位平台期。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减碳显著，这是我国“双碳”工作的难点，同时也是机遇所在。在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尚不具备完全竞争优势的情况下，贸然大规模退出化石能源，可能会干扰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可以看到，国家明确“双碳”目标后，一些地方和部门未能有序发展，各种利益关系未能得到有效梳理，导致实践出现偏差，引发了部分地区能源供给和经济运行紧张。
从认识层面出发，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从实践角度出发，要充分考虑国内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基本国情，通盘谋划，先立后破，不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确保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
零碳转型既需要颠覆性技术革命，也需要社会性观念变革
记者：如何平稳高效推进“双碳”工作，从而既能如期实现目标，又能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潘家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没有捷径可走，一是要从根本上减碳去碳，调整能源结构，谨防误导误区。二是需着眼于开发风能、水能、太阳能等零碳能源，有序退出乃至于最终清零化石能源，发展多赢繁荣与自给自足并举的零碳经济，发展零碳产业，生产零碳产品和零碳消费品，形成资源组合、区域协同、能源互补、空间均衡的格局。三是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速提升零碳能源占比。四是提高减碳零碳行为社会参与度，形成低碳绿色发展社会共识。五是推动低碳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改变企业与消费者对高碳能源、产业、产品的认知，推广电动汽车、风电、太阳能等较为成熟的低碳技术，加快生产结构与生活方式调整。
可以看到，近年来，在“双碳”效应下，国内电动汽车、光伏、风电等零碳装备制造产业蓬勃发展。长远来看，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有机融合，必将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记者：具体工作中，存在哪些认知误区，要避免走哪些弯路？
潘家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更要清晰我国“风光无限”的电力潜能、资源优越的巨量水能和丰富可用的生物质能。总的来说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颠覆性技术革命成果的推广应用，进一步降低成本；二是要压缩能源需求总量，提升能效；三是发展范式的变革、制度的创新。有几个弯路是要避免的：
如，在国家电力部门尚没有能力全面消纳零碳电力而分布式、局域网技术尚未得到普及的情况下，片面强调零碳方案、大搞零碳行动计划，大干快上，甚至把森林砍了发展光伏，这样不切实际，反而得不偿失。又如，把森林碳汇作为碳中和的灵丹妙药，指望栽树实现碳中和。绿色植物碳是气候中性碳，种树不在于碳汇，更重要的是在于生物质能，在于生物多样性，在于生态系统功能，不能从根本解决气候灾性碳问题。
化石能源投资额度巨大，资本高度密集，经济回收期长，短则25年，长则超过50年。如果按35年经济寿命，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现在就禁止全部化石能源项目的立项，更不用立即淘汰关停尚在经济运行期内的相应设施。当然，进一步投资化石能源，则必须要考虑高碳锁定的退出困难。风光水零碳电力源网荷储多能互补，市场挤出煤电，纯电动汽车全面取代燃油汽车而石油需求锐减，高碳化石能源项目的市场风险增加。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化石能源有序退出时间表。同时，为了经济、民生安全，煤、石油、天然气，即使到2060年，也还需要一定量的存在。例如德国的碳中和方案，到2050年仍然有60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需要通过碳移除方式加以中和。2060年中国碳中和，不能机械地将其理解为零碳排放。
“双碳”目标约束下，部分地区如山西、内蒙古等煤炭资源省（区），痛点会更多些，弯要转得更急些。但山重水复更有柳暗花明处。传统路子走不通了，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地域广袤，光伏发电比火电更便宜且无污染，发展氢能和其他储能产业，光伏转换太阳辐射能，能够减少地表蒸发、改善生态、扩充牧场，促进投资、就业等。不仅如此，利用巨量廉价风光能，吸引高耗能高占地高风险的重化工企业落户，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同时，也将释放东部有限土地空间。又如山西，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就地转向零碳能源，发展储能、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能源和生物技术产业，多举共赢，潜力无限。
强化底线思维，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可能伴生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确保群众正常生活。在降碳过程中，如何确保安全、守住底线、防范风险？
潘家华：化石能源依旧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体，所以转型过程中其会存在巨大的惯性。因此，改变所需的推动力量会很大，改变的速度也会较慢。这也决定了碳中和转型的艰巨性、波动性和长期性。在转型过程中遇到各种“磕磕绊绊”很正常，在把握机遇的同时，对其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加以防范同样重要。
例如，要警惕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人民福祉。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如果传统能源退出过快，新能源的稳定性和储能规模和经济性又不具备填补空缺的能力，届时可能出现区域性电力供应不足的风险。同时，我国的风光发电设备的生产，包括锂、铝、铜等许多金属矿料和一些关键技术源自国外，也存在原材料和关键技术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又如，要警惕高碳锁定风险。当下投资的一些煤化工、煤电和石化项目，资本密集，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一旦关停限产，会带来金融债务风险，这些领域已经形成的资产也会面临闲置和浪费，如北方供暖区的热电联供，如果燃煤或燃气设施因减碳而停产，依赖热电厂的城市供热系统的高碳资产也会随之闲置。
2021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把防范风险作为五大工作原则之一，要求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
在降碳的同时确保安全、守住底线、防范风险，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把握节奏，以务实的态度排序目标，做好规划，循序渐进。先立后破是最为稳妥的做法，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强化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堵住漏洞、强化弱项。实际上，立，就是破。当风光电力生产加上储能和电力系统稳定性成本低于煤炭，煤电的“压舱石”的立论自然就破了。当纯电动汽车不仅购买成本低，而且每百公里耗电只需12度，所谓“石油安全”的神话自然破灭。当然，要充分考虑局部特定及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协同推进，不搞齐步走、“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