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碳中和的全面落地和进行，金融业进入零碳金融时代。
5月21日，在2023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再次强调了对零碳金融的关注，他提出，随着金融进入零碳金融，全球零碳金融的合作和竞争已经展开；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一直在全球领先，零碳金融也走在前面。因此要继续积极地参与零碳金融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建设，并在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中推进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
那么，究竟何为零碳金融？我国在零碳金融领域有哪些尝试？该如何参与全球共治？又有哪些痛点待解？北京商报记者综合多位权威人士的讨论，一文详细解读。
概念：金融业进入零碳时代
“随着碳中和迅速落地和全球展开，金融进入零碳金融时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业剧变。” 朱民在会上强调。
从早期的气变金融至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再至零碳金融，朱民提出，零碳金融横向覆盖了诸多概念，纵深也可测量、可明确，因为它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符合碳中和，而且对应的资产都很明确。因此在格拉斯哥会议上，大家也基本形成了金融业要开始进入零碳时代的共识。
如今，零碳金融包括一系列概念，首先是金融业要为碳中和融资，这是第一层概念。朱民称，估计中国到2050年大概是180万亿的融资量，麦肯锡咨询公司最近说的全球每年是9.7万亿美元，按照中国排放的比重这么算的话，中国一年要3万亿美元，大概是20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这个规模无疑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零碳要为转型服务，因为碳价的变化、所有金融价格的变化、所有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包括股票等，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金融业自身要把自己作为一个零碳企业，也就是说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是零碳的，即融资负债零碳、经营也要零碳，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由此也成立了全球的零碳金融企业联盟。总体来说，朱民认为，“零碳金融这个概念正在形成，它有丰富的内涵、宽广的覆盖面和深度，金融进入零碳金融时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趋势：合作和竞争已经开始
全球通向零碳排放的道路正在进一步加速。朱民也指出，金融一定是全球的，而全球零碳金融的合作和竞争，也已经开始。
首先就是标准，要做全球统一的可持续性的金融披露。朱民称，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关于金融披露的准则，各个地方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也在各自竞争、各自协同。全球要支持碳中和，零碳金融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
朱民进一步透露，“例如这次在埃及开会，讨论最多的就是资金缺口怎么满足，怎么争取零碳的金融资金到我的市场来。现在大家都在争论怎么建立零碳金融，比如零碳金融的债券市场走在最前沿的是讨论商业地产。因为REITs有长期的收益，有债的性质，但是从长期来说因为碳溢价逐渐地上升，它有股权收益的内容，所以很好地满足了零碳金融为碳中和融资的双重特征”。
建REITs市场、建资金池、建立碳中和科创基金池又是另一件大事。朱民表示，碳中和的核心是科创，推动力是科技，但碳中和的高科技投资资金从哪里来、市场在哪里、标准在哪里，全球关于一系列的零碳金融竞争和合作已经开始，这一生态是非常活跃的，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倡议、各种各样的产品都在涌现，而这，也将是未来的制高点。
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当金融市场的竞争合作形成的时候，核心问题就是治理机制怎么建设。
朱民认为，中国要继续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机制。零碳金融的一大特征是，监管的制度出来之后，各个金融机构出现了各种生态、各种合作、各种平台，尤其在风险管理、在转型金融、在高碳资产的估值，在定价、资金流动、披露的不同细节方面，有很多的自发活动。
“所以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要积极努力地去参与这些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参加全球治理、在参与零碳金融治理机制的过程中，也要把这个新的经验带到‘一带一路’中，推动‘一带一路’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零碳金融，这也是中国的历史责任和国际使命。更重要的是，在参与零碳金融的国际治理过程中，也会反过来推动中国走向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金融时代。披露要统一，标准要统一，产品的研发、市场的放开、资金的流动，这一切都会体现在整个的全球治理机制中。”朱民说道。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也表示，中国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和相关的国际合作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良性循环；另外，中国参与国际的协调合作，最新的一些国际进展，同样对于国内发展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或者零碳金融，是一个非常大的引领和促进。
据王信介绍，为了更好地支持国际协调合作，中国人民银行主要从多个方面促进了绿色金融相关领域的发展：一是加强可持续金融标准体系的建设，包括完善绿色金融标准，拓展并且扩大使用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目录。
二是，强化气候环境信息披露。基础工作是进行相关的标准统计、强化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要求。三是，扩大可持续金融工具的使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相关金融产品和相关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互联互通。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也会逐步发展起来。
四是，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包括形成合理的碳价，人民银行也推出了专门的机制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完善绿色金融评价和成果运用。五是能力建设，开展系统性的培训和能力建设。
此外还有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各相关机构的作用。
痛点：实现协调工作难在哪里？
碳市场建设会使中国成为主要受益方之一。但在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实现协调工作的挑战，说则容易，实则也复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就谈及了他的见解。他提到，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不分国界。各个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幅度不同，因此各个国家的应对策略也有所差异。例如，有的可以通过减少碳排放，或者是增加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但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则更加复杂，可能要通过企业部门来发力，因此使得实现协调一致变得更加困难。毕竟在实现协调的过程中，各国承担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
白乐夫认为，“要实现全球协调，在这场转型中公平公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有强有力的治理，包括金融治理、强制性的监管规则；要进一步发展碳市场，并且分发公平的碳配额，要更加精确地了解各国在实施过程当中达到的结点和出发点，这样就需要有标准来加以平衡。我们需要汇聚国家级平台一起打造全球的架构，以此实现公平转型，并使转型具有可持续性。如果这样的转型没有可持续性，将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不能实现公平公正的转型，就更不可能走向零碳的未来”。
另外，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认为，我国现在在零碳金融领域引领和制定国际规则，本身也是金融开放的体现。他也进一步提及了扩大开放面临的多个层面挑战。一是我国的经济有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外部冲击。受到国际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一些国际上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资本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大进大出。这种情况很难避免，从而会导致国内的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波动。如果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不好，这种冲击发生的概率会很大。
另外就是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关系趋紧所产生的影响。扩大金融开放是否会面临更大的金融制裁风险？当然有可能。张礼卿称，但是除非发生极端的情形，更大的可能是发生相反的情况，两国在金融领域的连接越深，金融制裁的成本就越高，金融制裁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如果允许居民更加自由地对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从而降低万一出现的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
至于中美关系紧张带来的资本外流风险，张礼卿认为，通过加强沟通与交流，在各方面尽量地扩大公约数，是防止中美技术和贸易进一步脱钩的关键，也是防止资本外流风险的关键。中国经济依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果能够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在法治建设、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得更好，扩大双向金融开放的结果一定是或者大概率是资本净流入增加，而不是相反。
